三周年征文 《在这里遇见你》
10月30号夜里收到邵导的邮件，剧社已经成立三年了。三年的时间发生过多少事早已经数不清楚了。记着的，忘了的，想记住记不住的，想忘记却忘不掉的。其实早就该动笔写点儿什么，但是我这种典型理科生大概是对写东西有心理障碍，之前很多次总结的机会都各种拖延混过去了。时髦的说法叫做“拖延症”，老派的表述，就是懒。
也许当很多东西真的尘埃落定的时候才能用笔记录下来，不过这并不影响当下动手写点什么。这样的机缘使我可以回过头来想想这三年发生的事。再者，趁着邵导还在，剧社里也还有些老朋友，写的这些不成文章的东西还可以大言不惭的加上“以飨读者”的雅号。再过三年，怕是剧社里也没什么人可以飨了，还得麻烦社员们去找邵导求证这家伙是哪里冒出来的骗子。
邵导言明考试时间五天，字数不限，要按时完成还真得抓紧时间。所幸是一篇命题作文，难度自然降低了不少。题目我很喜欢，或者用更矫情的句式——“不知道为什么，这题目我很喜欢”。我这人读书做事不求甚解，让我讲什么排戏的感想、对话剧本身的体悟，我是说不出什么正经东西的，我不懂，也没什么可说的。我能记下的，无非是一些自己的经历，以及这些年的一些事，特别是在剧社遇见的人。第三类中年写文章，大都是流水账，本人自然不能例外。编年体的好处恐怕就是不需要担心从何处下笔，因为只要机械式地一路写下去就是了。
到今天我也想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误打误撞地加入了剧社，说来还得感谢老潘的引荐。成立之初的剧社只是一个芝大的中国留学生们凭着共同的兴趣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地下”组织，既没有在“政府”那里挂号，也没有专业背景。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场地，没有像现在一样的定期演出，没有经费来源，没有现在的风光。老潘问我“我们现在准备芝大春晚的小品要需要演员，你有没有兴趣”。当演员的信心我是没有，不过自觉打个杂还是可以的，虽然演不了杨子荣，票个土匪还可以努把力，于是我就答应了。当时我刚刚回到芝加哥，住在国家实验室附近，虽然稍微有点儿远，不过觉得能在工作之外不至于一点儿事都没得做，还是挺好的，况且剧社里还有几个老朋友。
第一次参加剧社的活动可能是剧社第二次开会吧，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Harper Memorial Library。一个人待在西郊，难得进城一次，这次开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和老朋友的聚会，至于演小品，或者是话剧，我觉得那是和我没什么关系的事，从来也没敢想过。所以当邵导问我想演什么角色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出场和台词越少越好，因为岁数大了背不下来台词。于是我就被安排到《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剧组演贾雨村。这个角色台词其实不多，一共十句左右，可是演出的时候我还是背错了一句。第一次上台就把邵导剧本里的重要台词背漏了，实在是对不起他。这也是我、韩晗和苏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台演出，以后大概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除了和老朋友们聚聚，还能有点儿事做以外，参加这个剧组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认识了曾导。之前有一年的时间暂时离开了芝加哥，建组的时候大家总是提这个名字，我当时的反应是“曾婕是谁？”完全没概念。第一次见到曾导是在Eckhart一层的阶梯教室排练，第一反应是这孩子怎么这么欢乐啊。时间长了发现曾导是个特“哥们儿”的朋友，人很开朗，似乎就没啥烦心事儿，有她在的时候，剧组总是充满了笑声。当你有事儿想请她帮忙的时候，曾导从不拒绝。作为一个“操心命”的哥们儿，她还经常主动出手帮忙。
作为闲人，我还经常去隔壁《嫦娥的秋天》组看热闹。在排练之余能和陈静远讨论讨论物理还是很开心的。从那时认识小陈起，我一直觉得他是个纯粹的人，热爱学术，心无杂念。倒不是说他死板不苟言笑，只是心无杂念而已。他大概是第一个让我改变了对九零后成见的人吧。和静远小友聊天即可以聊学术，也可以谈人生，还可以天南地北地瞎侃，所谓知音难得。每次剧社聚餐的时候，只要我和小陈或者周晶我们几个物理系的一开始聊学术，总是招来大家的骂声一片，其实聊的都是些学术八卦，有意思得紧。小陈和赵老大都是很豪迈的朋友，看问题也很宏大，现在每次回芝加哥都少不得给他俩添很多麻烦，人家从来没有过一丝的埋怨。倒是我心里总觉得很歉疚。私下里我们也经常一起出去旅行，陈静远体力非常好，赵老大看似柔弱，却是很有韧劲儿的人，可以连续不断地走很远的山路。几个好友放纵地在野外从早走到晚，于崇山峻岭之间仰天长啸，晚上找个餐馆大吃一顿谈天说地，真怀念那些日子。当年大家真是两日一小聚，五日一大聚，而今只有电话叙旧了。小陈、赵老大和曾导，算得上是想倾诉时拿起电话来就能想到、而且不太纠结麻烦人家的朋友，但愿他们也能这么看我。时至今日，我还有一只杯子留在小陈家，每次回芝加哥，故友重逢，倒上两杯酒，二三挚友畅聊到深夜。或开怀处，或伤心处，扔下平日里的矜持和拘束，击节痛饮，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到排练剧社的第一部大戏《禁止掉头》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再选个不要背台词的角色的，就是后来周晶演的甲。记得是因为一时缺男演员，让我演个正式角色，剧社当时的情形可见一斑。如果只是每年芝大春晚的时候贡献一两个小品或者短剧，那剧社的发展也就只限于自娱自乐了。然而事在人为，邵远坚持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于是就有了那一个多月的排练。和现在的大戏比起来，回顾当年我们的表演感觉显得比较稚嫩，但这部大戏可能使剧社第一次证明它可以因为大家的努力独立地发展壮大下去。剧组的演员阵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强大”，光演员就有一个化学系博士生、一个统计系硕士、一个公共政治硕士生、一个数学系博士生、两个物理系博士生、一个计算机系博士后和一个物理系博士后，这还没算负责灯光音乐的同学们。在这之后的几部戏里，剧社还延续着理科生的高比例，不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在慢慢地改变。虽然最后只在芝大的International House上演了一场，下面坐的观众也有很多亲友团，但毕竟是一场一个多小时的正式演出。从那时起，芝加哥周边对话剧感兴趣的各种专业非专业的朋友慢慢开始听说有这么个组织。于我个人，也是从那部戏开始，把剧社当做家一样的地方去珍惜，它不再是邵远的那个剧社，而是我们的风车剧社。一群朋友在一起排戏，除了和演出时间表赛跑的紧张感之外，更多的是欢乐。排练休息、等人、吃饭，无时无刻不是快乐的，有时甚至需要刻意地回到严肃的排练状态下来。我本就是个不正经的人，总是第一个出戏、最后一个回来，为此耽误了大家不少时间和精力，多次气得曾导不知道骂我什么好。这毛病在后来《蝴蝶效应》的排练里又显现出来，大概是恶习难改了。
说道剧社排练，不能不提的就是芝大Eckhart的352教室了。可能每个参加过这三年剧社大戏排练的同学都会对这间教室有特殊的感情。用一句老得掉渣儿的套话讲，那是大家“共同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还记得每次排练前后搬动课桌椅，最初席地而坐的表演训练，排练前的闲聊，满桌子的零食，排着队围着桌子边转边夹菜的吃饭，排练倒地时咚咚作响的地板，教室后面休息用的沙发，黑板上的公式，甚至需要小心提防的隔壁的Paul Sally教授。现在每当我回去，走进晚上的352，一个人关上灯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当年的辉煌和大家的欢声笑语，还能看到每个人的笑脸，就像回到了一场梦里。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话这时候说是太早了些，然而一叶落而知秋。演出结束后，一下子结束每周定期排练的生活，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那种感觉让人很不舒服。然而我们中大多数人命里注定只是芝加哥的过客，和剧社说再见的一天总会到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而已。到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当年《禁止掉头》的演员和导演九个人中还留在芝加哥方圆一千公里之内的，就只剩下邵远、周晶和邓志有了。
没戏排的日子显得异常空虚，朋友们就自发组织些活动。这之中当然不乏出游聚餐等托以剧社活动之名的腐败，却也有台词训练、表演训练之类的“正经”活动。当时虽不像现在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倒也玩儿得津津乐道。到了夏天，大家出游的出游、探亲的探亲，芝加哥的天气又热，活动就冷清了一些，不过主题马上就变成了确定下一部排演的剧目，因为大家都觉得一年这样排两部戏是可行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剧社第一次公开征集新社员和演员，场面的红火是我始料未及的，来参加的同学也远远超出了芝大留学生的范围。第一次见到大胖和九姐就是在这次招新会上，俩人的对手戏很是火爆。也不知道九姐会不会嫌我这样称呼把她叫老了。
因为一次日后回想起来毫无意义的出差，我不得不错过《红白玫瑰》排练的最初一个月，因此也无法参加表演。倒是承蒙大家信任当起了剧务的角色，横跨一万公里的太平洋给剧组贩运服装道具。当然也不乏小朋友们委托夹带的私货甚至传情之物。这些都无所谓，而另一件事倒成了我在剧社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两件事之一，那就是我刚好错过了和大家一起去北密看红叶的旅行。为了这事还连累得几个好朋友闹了些别扭，影响了大家的计划和心情，遗憾之余甚是内疚。然而事已发生，遗憾内疚都是没用的了。想来我在芝加哥待了四个秋天，近在咫尺竟无缘得见北密的红叶，如今搬到了圣塔芭芭拉这种鬼地方，千里之遥就更是难得一见了。也是缘分未到吧。
从北京回到芝加哥，《红白玫瑰》已经排练了近一个月，能认识几个新朋友也算是一点安慰。包括久已闻名的曼成兄，相声小分队如今的中流砥柱大胖和故乡在淮北珍珠港的九姐。曼成兄与我是老乡，之前已经听无数人和我提到过他的很多事迹了，见到真人自然是一见如故。大胖和九姐算得上是新交，九姐平日里嬉笑怒骂之余嫉恶如仇，遇事自有一番认真严谨，算是性情中人；大胖身形魁梧，声如洪钟，谈笑间带着一股豪爽之气。剧组里自然也少不了各位故交，每周排练的时候沾点儿人气儿，算是那个冬天少有的慰藉了。唐导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熟起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之前也有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今后不知道会不会还有机会被问这个问题。总之，慢慢就变成熟人了，当然也有永远变不成熟人的人。剧社的朋友们都很真诚，这大概是大家变成熟人的基础吧。
提起《红白玫瑰》剧组，除了各位演员之外，王佶扬导演是不能不写上两笔的。我认识王佶扬和邵远几乎是同一个时期，远早于剧社其他人，那大概是2009年的秋天了。和老王做朋友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老王为人很直，有啥说啥，该玩儿的时候玩儿、该赞美的时候赞美、该吵架的时候吵架，吵完架还能烟消云散对事不对人。当然，这是基于老王对我的坏脾气和臭毛病的容忍。和老王夫妇一起玩儿，既开心又长见识，我的第一次“徒步”、第一次“攀岩”、第一次“划艇”，都是在他们夫妇俩的帮助指导下开始的，如果没有他们夫妇俩的帮助，我这么无趣的人可能至今也不会有户外活动方面的爱好和追求，也不可能想象自己竟然年过三十还能不断提高、挑战自己。前几天在网上聊起来，大家还说要一起报名参加2015年的芝加哥马拉松赛，互相督促训练。说句题外话，老王的菜做得相当的好，而且曾经准备过一桌十几个人吃的宴席，这在高手如云的剧社也算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说了这么多，最后还得啰嗦一句，老王侠骨柔肠，但绝对不是传说中的“女汉子”，有异议的欢迎找我来单挑。
《红白玫瑰》的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剧社也迎来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年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倒也真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因为转过年的夏天大家就面临告别芝加哥的境地。于是排一部自编自导的“毕业大戏”这件事在《红白玫瑰》公演后就开始酝酿。不过眼下还得放在一边，因为又到了春晚的时间。那个阶段剧社的男演员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直比较紧俏，几位名角儿演完《红白玫瑰》需要休整，我这个替补自然乐得贡献一点儿力量。虽然严重耽误了大家春晚看帅哥，不过台下多是熟人，大抵也不会和我这老骨头计较什么。剧本是邵导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短剧，但是几个小朋友都排练得非常认真，搞得我这没正经的老家伙很惭愧。排练闲暇，九姐还要利用业余时间督促她的朋友纠正一口纯正的川普。回想起来那孩子的川普当时真是搞得九姐很纠结很抓狂啊。刘芳同学据说回到家都在对台词，上下学路上也抱着剧本背台词。春晚演完后，台下的朋友居然说“看得流眼泪了”，实在是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看来邵导的剧本写得相当感人，并没有因为演员中有我这个嘴歪的和尚念得影响了效果。一台春晚过后，大家发现光剧社的节目就有一个短剧、一个相声、两段武术表演。邵导原创的语言类节目支撑了近一个小时的春晚时间。以至于学生会的朋友私下里开始担心邵导毕业后春晚要怎么办。
尽管大家都很期待，毕业大戏《蝴蝶效应》的排练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毕业大戏的头衔可能使这部戏从一开始就附带了太多戏外的东西，多到它已经无法作为一部纯粹的话剧出现了。冬天小陈又摔断了腿，各种事情赶在一起使得当时的情况变得有些诡秘。剧组选演员的时候还只有个大概的角色人物，没有剧本。这个其实很自然，写好剧本后如果找不到合适演的角色，导演们也很为难把面临最后一次上台机会的我们拒掉。到了后来，三个导演一度一起写剧本，自然个人背景经历不同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尽匹配，又要花时间打磨。到排练的时候，个别场景三个导演的意见一开始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度搞得演员们一头雾水。毕业季也许注定伴随着各种惆怅和不愉快，演员角色的取舍，排练时间的安排，排练迟到的问题，剧本的完成和改动，剧组意见的争论和统一，那个春夏之交大家的火气都很大。最后一刻还不得不临时找来一个负责灯光的小朋友忙着记忆和练习使用各种复杂的设备。
我是一个容易被误会的人，这是外公去世前对我最后的担心。这担心是不错的，比如不止一个朋友说一开始误以为我猥琐——如果这一条真的是误会的话，再比如，有人觉得我脾气好。我得承认，我脾气一点儿都不好，只是不发脾气而已。《蝴蝶效应》剧本我的台词里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和曾导吵架的对手戏，那真是吵得很痛快啊！第一次排完那一段，下面有些朋友都被我吓到了，这也难怪，因为没见过我发脾气嘛。连一向觉得我演戏放不开的导演们都不得不要我这一段儿收一点儿。后来有一次排练曾导不在，下面大家每人代她串一句词，和一众人等吵得酣畅淋漓，真是爽快！
伴随着三场演出的结束，所有愉快的和不愉快的都过去了。之后大家放松心情一起去了一趟Yankee Woods，有幸尝到了大胖做的牛排和曾导做的红烧肉，味道是相当地好啊。遗憾我因为一些别的事那次玩儿得比较纠结。参加完大家的毕业典礼，在芝加哥的日子就进入用天计算的倒计时了，短暂的开心之后就是一眼看不到头的流放，这里面既有生活的无奈，也有我的错。然而就像演出结束时放的歌里唱的一样，“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在心中”的。在离开芝加哥之前参加了邵导的毕业答辩和相声小分队办了首次剧社相声专场，逗了一段儿《批三国》，捧了一段儿《十点钟开始》，反响不知道如何，可能还可以吧，说的人自己感觉很别扭，不知道听的人心情如何。走前的一个周末去费城参加了曾导和柯教授的婚礼，被曾导谬赞为“闺蜜”，实在是受宠若惊。回来的时候人生第一次错过航班，换了另一班航班赶回芝加哥又午夜十二点遇到90/94大堵车，心情糟糕透了。那个周五匆匆把行李塞进我的小车，带着遗憾和无奈离开了这个留下了太多故事的城市，横穿北美大陆自我流放到南加州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了。
我和剧社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全结束，之后多次回到芝加哥，也在剧社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总觉得那是一个家一样的地方。前一阵遇到一个许久没见的朋友和我说起觉得美国的生活给人的感觉特别不真实，人在美国的状态也感觉不真实。我当然明白这话的含义。剧社的日子给我的感觉其实也带着一丝不真实，就像是一场梦。我曾经和唐导说过，试想我们这帮朋友如果在北京，也照此办个剧社，会不会有风车剧社今天这样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或者说它能否存在下去？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下我们还能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我不知道，准确地讲是我没有信心回答是。即便是在美国这样虚幻的生活中，能凑齐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做好一件事共同努力也绝非易事，但至少剧社的成功说明这是可能的。（下面直到本段结束这段话请邵远同学自行跳过，不是写给你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这批“老字号”的社员都会感谢邵远，不仅仅是因为他发起创建了这个剧社，而是因为在剧社发展的每个节点上他都是独一无二的推动者和决策者。剧社所有的成员都为剧社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只有他的存在能使这些力量整合起来。很多次和静远小友聊天的时候我俩都表示，无法想象没有邵远的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记着的就讲这么多吧，再写就嫌啰嗦了。那些想忘又忘不掉的实在不想多说，有些事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当今年秋季大戏开排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惊讶于演员中只有一个熟悉的名字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有专业背景的人士参与到剧社的建设中来，台词训练、舞台灯光的讲解，一切都开始向着更正规更专业的方向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当剧社终于结束了早年青涩的岁月，向着那更正规更专业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感到的是它在渐渐地远离我，好在这一切还不算那么突然。文章也罢，戏剧也罢，梦也罢，故事的结束总会让人有一丝的失落和伤感。这感觉并不会因为你知道它注定要结束而消失。近乡情更怯。也许在快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拼命地想留在那故事里，但是那终点终归近在眼前，一切都是徒劳。当你再一次翻开那本书，再一次回顾那出戏，再一次重温那场梦的时候，它注定再也回不到第一次时的样子了。不需要说“也许”，总有一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现实中的风车剧社对我们这些人而言将会变成一个符号。其实也没什么好遗憾的，正像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写到的，“Все мгновенно, все пройдет; Что пройдет, то будет мило.（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这过去了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那个我们梦中的风车剧社，会一直留在大家共同的记忆里，那才是我心中真实的剧社。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梦不会消逝，因为我忘不了在我人生最精彩的两年里，我就在这里遇见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