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年征文 《我和话剧的日常》
记忆中和话剧的第一次接触是《雷雨》选段。为了高中的某次文艺汇演，语文老师把我们几个有课余时间的同学召集起来，还从隔壁师范大学里专门请来了学戏剧的男青年做导演。很明显，《雷雨》里面那些复杂的成人世界是那个年纪的孩子们不能理解的。最后我们照着导演的比划，囫囵吞枣、鹦鹉学舌地排了两三个星期，竟然还在几百人面前成功地演了出来。当然，观众们大多看的也只是一个热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形象的缘故，我被导演选中饰演工人代表鲁大海，上台后的第一句台词：妈，您还在这儿？
再遇上话剧大概就是在大学那些不辨清二的日子里。那时校园里上演了一出名为《离骚》的原创剧，虽然“离骚”这个梗是随着几年后的那部同名的毕业电影被人熟知，但我仍然觉得第一次触动我文艺神经的还是那部话剧。约莫那是部先锋剧，大段抽象的独白，虽然没看太明了，但是就觉得很有范儿。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英语系朝鲜族的美女，在台上穿着长裙念词显得尤其好看。当然，编剧导演以及其他演员，我就都记不得谁是谁了。
后来辗转到东瀛，没想到便是近十年和话剧缘分的空白，至今不解。
再后来和话剧再续前缘就应该是在芝加哥了。似乎海外的华人业余剧社基本也都是依托大学校园发展起来的兴趣小组一样的组织。大概学生一来是有时间，二来也更理想主义一点，想做的事情就这么毫无顾忌地去做了。去年五月，在芝大的小剧场，通过原创剧《蝴蝶效应》结识了风车剧社里这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对风车剧社的最初的好感的确是因为这里有些P大时代的影子，后来才发现剧社其实里面的很多成员也都来自五道口那个宇宙中心。
正儿八经地开始搞话剧是去年夏末的事情。每年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毕业要离开，但为了赶十一月底的档期，定剧本剧组以及排演又必须在八月开始，根本来不及等到九月新生入学之后。所以我便借着这个青黄不接的当口儿，蹭了进来过了把导演的瘾。虽然之后的很多日子里社里的同志们经常自己唱，也对着我唱那个《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曰：搞艺术是搞姑娘。但我发誓那个时候我真是为了搞话剧、搞文艺来的，一点儿不像那位不吃香菜的导演。
所以，我的话剧导演处女作便是去年冬季上演的《无人生还》了。当时剧目和编剧都已经确定，缺的是导演和演员。建组会上和我一起毛遂自荐当导演的还有一位走御姐路线的小姑娘。就这样，其实有点莫名其妙地，半路出家没有经验只有热情的李导和我就成了导演。现在回头想想，剧社的朋友还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和宽容，成就了我们在话剧上的一个小梦想。
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无人生还》排演中的重重挑战。场刊上有这样一段话：“这是我们对戏剧的第一次尝试，加之仅两个月的排练时间以及全新组合的十位演员，因此整个排演对我们来说也是艰巨的挑战。为了给本剧加入了独特的元素，我们的创作过程中充满了激烈交锋和各种艰难的选择”。排练伊始，导演的自身的短板就暴露无遗。虽有热情和事前的努力学习，但积累并非一朝一夕。如何念台词，如何走位调度，如何安排角色间的交互，都是在边学边实践中进行的。当时非常庆幸的是剧组里有几位经验丰富甚至专业的演员，还包括我们的编剧和剧社里的老成员，都非常包容和耐心。整个话剧与其说是我们导演的作品，不如说是大家教会我们怎么导戏的一堂课。如果非要说到我们两位导演在《无人生还》里最大的贡献，恐怕要算是融合。经验不足在有些时候反而成为了我们的优势。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和丰富经验去指导演员，两位导演很多时候便诚惶诚恐地从编剧和演员那里获得的各种反馈里进行反复揣摩和权衡，从中综合出一个最后的方案。或许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不是最好，但一定符合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戏要好看，让观众入戏。排练的两个月里，大家除了在一起吃了不少四宝饭，还互相拉低了不少节操。人和人之间的各种情愫也在酝酿着。作为导演，有时候看着演员们里里外外演着两出戏，也是件很可爱很感动的事情。
一年飞快地过去，如今大家都已四散且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里，剧社的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坚守的仍然坚守。回头看看，和话剧的这些日常的确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点什么。而对我来说，它让我变得更加自由。
